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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17 09:16:00 | 來源：和訊網 | 作者：
　　核心結論：15年我國財政收入/GDP為22.1%，而美國為18.0%，德國為9.3%，稅負較高迫使財稅體制再變革。16年中國企業綜合稅率為68%，美國為44%，日本為49%，英國為31%，高稅負擠壓企業盈利空間，16年Q3A股凈利潤/EBIT為47%，美股為59%，減稅降負勢在必行。借鑒肯尼迪和里根政府時期減稅助力經濟擺脫困境，17年財稅改革有望在個稅、環保稅、資管產品增值稅、五險一金方面取得突破。
　　近年來間接稅占比過高削弱稅收再分配功能，央地財權事權不匹配加劇地方財政收支失衡，高企的稅負擠壓企業盈利空間，特朗普經濟政策或致國際稅收競爭格局突變，以上種種跡象都迫使在2017年中國財稅改革有所突破。財稅體制改革將是我們2017年重點研究領域之一，本文主要介紹中國財稅體制的現狀和潛在的問題，并借鑒國際經驗分析財稅改革方向。
　　1.稅負高企迫使財稅體制再變革
　　相較國際水平，中國宏觀稅負較高。我國財政收入包括稅收收入和非稅收入，其中非稅收入包括專項收入、行政事業性收費、罰沒收入等，近年來我國財政收入中非稅收入占比逐年上升，其從10年的11.9%上升至15年的18.0%。衡量宏觀稅負高低有兩個寬窄口徑，即稅收收入/GDP和財政收入/GDP，結合當前我國非稅收入占比較高的現狀，財政收入/GDP的口徑更適宜。15年我國財政收入/GDP為22.1%，而美國為18.0%，德國為9.3%，我國宏觀稅負高于歐美等發達國家。回顧歷史，自1993年以來我國財政收入增速一直高于GDP增速，年均高8.2個百分點，即使在經濟增速下滑時期如07年-08年、10年-12年等，財政收入增速僅略有放緩，但仍高于GDP增速，而反觀美國，在經濟衰退期如00-02年、07-08年等，財政收入均呈現負增長，遠低于同期GDP增速。
　　當前宏觀稅負高企將迫使財稅體制再變革。自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財稅改革分四步走，財稅體制在逐步完善中。第一階段，1978年-1993年的“財政包干”體制，其特點是“劃分收支，分級包干”。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是分級包干、自求平衡的協議關系，又稱“分灶吃飯”。“財政包干”體制充分調動了地方籌集財政資金的積極性，1993年地方財政收入比重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高達78%。第二階段，1994年-2000年分財稅改革后的財稅體制，其特點是“按稅種劃分稅權，分級管理”。1994年中央啟動分財稅改革，通過改變央地之間的稅收分成辦法以解決中央財政緊缺的問題。改革舉措包括劃分央地財權范圍，根據稅種分為中央稅、地方稅和共享稅；簡化稅種結構，由原先的37種減少到23種；建立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轉移支付制度來平衡地區間財政收支差異。分財稅改革理順了中央與地方的分配關系，建立起現代財稅體制框架。第三階段，2001-2011年的稅制完善時期，這一階段的財稅改革措施包括“費改稅”、內資企業所得稅合并以及增值稅轉型等，進一步完善了稅制體制。第四階段，2012年至今“六稅一法”稅制體制改革，啟動了包括增值稅、消費稅、資源稅、環境稅四個間接稅以及個人所得稅和房地產稅兩個直接稅的改革，同時修訂了《稅收征管法》。當前我國宏觀稅負較高，加之間接稅占比過高和地方財政收支失衡，財稅體制亟待改善，新一輪財稅改革即將來臨。
　　2.企業盈利空間收窄亟待降稅減費
　　高企的稅費成本擠壓企業盈利空間。2015年GDP增速首破“7”，創25年新低，2016年前三季度GDP增速為6.7%，經濟增速進一步下臺階。在經濟疲軟背景下企業盈利能力開始弱化，15年A股盈利現近七年來首次負增長，凈利同比下滑至-0.59%，直到16年Q3業績略好轉，凈利同比為1.87%。在經濟增速高速發展期，稅負高低不會制約企業盈利，快速膨脹的市場需求將產生足夠的利潤支撐各種稅費成本，但當經濟增速放緩后，企業除繳納增值稅、消費稅、所得稅等外，還需繳納“五險一金”、行政許可、審批相關的經營服務性支出等固定支出，這就導致企業稅費支出更具剛性，從而擠壓企業盈利空間。回顧歷史，當經濟向好時，企業凈利增速上行，凈利潤/EBIT比重較高，但當經濟增長放緩時，企業凈利增速下降，凈利潤/EBIT比重較低，2016年前三季度A股凈利潤/EBIT為47.2%，遠低于同期美股的59.1%，當前稅費負擔擠壓中國企業的凈利潤增長空間。世界銀行數據顯示發現中國企業綜合稅率較高，2016年高達68%，而美國為44%，日本為48.9%，英國為30.9%，同樣為發展中國家的印度為60.6%。
　　貨幣政策寬松空間有限，減稅降費是必然趨勢。按照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經濟中不存在生產和就業向完全就業方向發展的強大自動機制，在經濟增速放緩時，國家可采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自14年11月起，央行連續6次降息5次降準，基準利率從2.75%降至1.5%，中小型存款類金融機構準備金率從18%降至15%，大型存款類機構準備金率從20%降至17%。寬松貨幣政策有利于降低企業財務費用和改善業績，但未來貨幣政策繼續寬松空間有限，在經濟增速下滑背景下政府有望轉而采取擴張的財政政策如減稅降費等，從而刺激消費和投資，改善企業盈利，穩定經濟增長。近年來減稅降費確實是財稅改革的重頭戲，減稅主要是“營改增”試點全面推開，財政部部長肖捷指出2016年營改增降低企業稅負超5000億元，降費主要涉及清理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強制壟斷的經營服務性收費、行業協會商會收費、取消水運涉企收費、企業研發加計費用扣除，固定資產加速折舊，中小微企業稅收優惠政策等。
　　3.減稅降費有助激發企業活力
　　1960s和1980s年代美國減稅政策幫助經濟擺脫困境。1970s年代美國經濟陷入高失業率和高通脹率并存的“滯脹”局面，而政府政策制定者過分依賴需求管理，忽視供給在經濟中的決定作用，加之理性預期的興起，凱恩斯的主流地位受到挑戰。在此背景下，以供給學派經濟學經濟理論和政策應運而生，其認為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在減少政府對經濟干預的基礎上，從供給著手推動經濟發展，增加生產和供給首先要減稅，以提高居民儲蓄和生產積極性。以經濟學家阿瑟·拉弗命名的拉弗曲線非常形象地說明了供給學派的理論精髓及其政策主張，當稅率在一定限度以下時，提高稅率能增加政府稅收收入，但超過這一限度時，再提高稅率反而導致政府稅收收入減少。較高的稅率將抑制經濟增長，從而縮小稅基，稅收收入下降，反之減稅可以刺激經濟增長，從而擴大稅基，稅收收入增加。1960s年代美國肯尼迪政府為刺激經濟曾采取較大幅度永久性減稅措施，美國經濟獲得強勁增長，期間GDP增速保持在2.6%-6.6%，聯邦財政預算基本實現平衡。雖然肯尼迪減稅是受到凱恩斯主義理論引導，目的是為了刺激總需求，但部分供給主義者認為肯尼迪減稅后稅收增長佐證了拉弗曲線。1980s年代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受到美國總統里根的采納，減稅也因此成為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核心經濟政策。里根政府大幅削減個人所得稅，實行加速折舊和投資稅收抵免，取消許多稅收特惠，在提高效率和公平的同時堵塞稅收漏洞，經濟滯脹問題得到緩解，但由于減稅和軍費開支激增，美國財政預算狀況略有惡化，國債余額大幅上升。
　　17年財稅改革有望在個稅、環保稅、資管產品增值稅、五險一金方面展開。16年12月9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17年的財稅體制改革作出部署，提出“要穩妥推進財稅和金融體制改革，落實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加快制定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總體方案，抓緊提出健全地方稅體系方案”。近兩年來，在財稅體制改革方面取得積極進展的是“營改增”，展望17年中國財稅改革還將在以下幾方面發力：一是個人所得稅，16年兩會期間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指出，“簡單地提高個稅起征點是不公平的，不是簡單地在工薪項下扣除，而是要做分類扣除……按照全國人大立法的規劃和國務院要求，今年將把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法的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去審議。”市場也預計或將在住房貸款和再教育支出等方面增加專項扣除，但目前限購政策影響地產表現。目前我國繼續教育熱度較低，回爐再造主要體現在經管類教育，再教育支出納入專項抵扣將有利于職業、學歷教育企業，如開元儀器、世紀鼎利、中國高科、洪濤股份等。二是環境保護稅，為解決排污費征收低效率的問題，16年12月2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表決通過了環境保護稅法，將于2018年1月1日起施行，按照“稅負平移”的原則，將排染費改為環境保護稅，總體上不會增加稅負。原排污費實行中央地方1:9分成，而環境保護費改稅后，擬將環境保護稅全部作為地方財政收入，更能調動地方治污積極性。環保稅法規定的第一順位征稅依據為“納稅人安裝使用符合國家規定和監測規范的污染物自動監測設備的，按照污染物自動監測數據計算”，作為執法的依據，環境監測成為剛需，利好環境監測類公司，如聚光科技、盈峰環境、先河環保等。三是資管產品增值稅，長期以來資管產品均處于稅收監管盲區，征稅主體為公司，僅繳納營業稅，對于具體到資管產品的稅收問題并未明確約定。2016年12月26日，財政部出臺《關于明確金融房地產開發教育輔助服務等增值稅政策的通知》（簡稱“140號文”），規定資管產品管理人在運營管理資管產品過程中，必須按照6%的稅率繳納增值稅，且征稅時間可以追溯到2016年5月1日。四是“五險一金”，16年3月23日“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將生育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合并實施，同年12月1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相關決定草案，擬授權國務院在河北省邯鄲市等12個城市實施生育保險基金并入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征繳和管理，“五險一金”變為“四險一金”，調整之后企業的生育保險和醫療保險繳存總比例將下降1.25個百分點。總體上看，中國財稅體制改革不僅包括減稅降費，還包括調整稅制結構，加強對稅源管理，在減輕企業負擔時保證財政收入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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